景凯旋:人民为什么支持希特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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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为什么支持希特勒
© 景凯旋/文
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,德国人的反思是深刻的,但这反思却与民族性无关,而是因为有了公民政治意识。在战后一段时间里,许多德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其实充满谬误,尤其是在涉及到纳粹的国内政策和犹太人问题上。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,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小人物,他们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,没有他们历史就没有体积。
正是由于这一点,二战刚结束,美国记者迈耶就重返德国,在十年居住期间,他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,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。答案正如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书名: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。
一战后,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,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,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:马克大幅贬值,失业率高达30%,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、无计可施。希特勒上台前,这十位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,生活无着。在他们的回忆中,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。纳粹靠着使德国强大和富裕的承诺赢得选举,上台后即大搞基础建设,整顿社会秩序,迅速振兴了经济,恢复了公共服务。仅仅三年时间,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,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,并且实现了共同富裕,连工薪阶层也能和管理阶层一样去国外度假。
纳粹之所以能迅速壮大,全靠大量工人、失业者、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。在那段时间,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,不再受穷挨饿。一位裁缝告诉记者,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,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。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、国家提供的工作,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;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,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。一位木工则说,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,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,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,但自由不能作为生活的替代品。
这表明,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,迫害犹太人,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,他们就会支持纳粹。在他们看来,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,他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。
那位木工就发现,纳粹制度“有许多好处”: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,使他与上层人有了同等地位,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在群众组织“劳工战线”中,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,大家完全平起平坐。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,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。成为纳粹成员后,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画脚了,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。希特勒非常懂大众心理,他争取他们的支持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,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解放意识。社会福利的增加毕竟是有限度的,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,哪怕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好。
实际上,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劳的人,他们在纳粹的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,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,甚至不知道大屠杀。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,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。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,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,感到很不公平,认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该的。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,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东西。一位银行职员则认为,应当让犹太人的经济下降到与他们的人数成比例。他们渴望社会公平,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和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,因而看不到纳粹的“公平”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。
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,而是由于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,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。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。
所以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,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,他们就相信了。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,“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”,“犹太人统治着英国”,“犹太人控制着俄国”。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,说:“如果发生了那种事,那它是不对的,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。”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,而不是相信事实。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,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,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,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,领袖只是受骗了。但他自己每天看到犹太人佩戴耻辱的袖章,却视为理所当然。1938年11月10日,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,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,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。此事他们也都知道,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。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穆勒所说的 “多数人的暴政”,也没有听说过汉密尔顿的名言“先生,你们的‘人民’是一只巨兽”。
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,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,诸如忠诚、纯洁、劳动、简朴和爱国主义等,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、有危害性的阶层,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。对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,多数普通人只有二选一的简单思路,一位收账员曾告诉记者,他最喜欢的希特勒的名言是:“要么这样,要么那样。”这给大多数德国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解释: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。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,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,而是缺少政治权力意识,不懂得自己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的责任,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,而个人无足轻重,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,甚至参与迫害。
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,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,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,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,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,统治得很好。这表明,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骗,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的统治下是自由的。事实上,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,而是想要摆脱 “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”(陀思妥耶夫斯基语)。这位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结论——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。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,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,“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”。
对于同一事物,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,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。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,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;只有当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,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,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,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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